第五章-两年·山风与消息
两年能改变很多事。
我成了公司的销售冠军，年入四十多万。在城里按揭了一套小两居，不大，但朝南，阳光很好。我爸的病控制住了，虽然药不能断，但人能下地走动，脸色也红润了些。我妈脸上的愁容少了，偶尔还能在电话里跟我开开玩笑，说“我儿子现在出息了”。
王硕的烧烤摊扩大了一倍，他把旁边关门的奶茶店盘了下来，打通了，挂了个新招牌：“胖子烧烤·旗舰店”。开业那天我去捧场，他喝大了，搂着我脖子说：“三儿，咱们兄弟，一个搞电，一个搞火，绝配！”
他还没追到小娟——就是对面奶茶店那姑娘。人家回老家结婚了，王硕郁闷了小半年，现在正跟一个卖服装的姑娘眉来眼去。
我很少回夜市了。偶尔路过，看见那片熟悉的油烟，会停下脚步看看。但没进去。怕王硕又拉着我喝酒，一喝就是一整夜，第二天头疼。
那本陈远山的笔记本，被我收在了新家的书柜最上层。有时候深夜加班回来，我会抽出来翻两页。那些潦草的字迹，那些鸡毛蒜皮的记录，那些关于“道”的只言片语，看着看着，心里会静下来。
但我没再去碰那些东西。咬指画符、驱邪镇煞，好像都成了上辈子的事。我现在是陈经理，穿西装打领带，跟人谈合同、跑项目、喝酒应酬。指甲缝里没有油污，只有偶尔蹭上的钢笔水。
挺好。我想。这就是我要的生活。
直到去年秋天，公司派我去西南山区的一个县城谈项目。
那地方偏，从市里坐大巴要晃五个小时，盘山路绕得人头晕。到了县城，还要再坐一个多小时的面包车才能到项目点——一个在建的小水电站。
水电站建在山谷里，两边是陡峭的崖壁，脚下是湍急的江水。工地上机器轰鸣，钢筋水泥的味儿混着山里的水汽，闻着有点呛人。
我在工地上待了三天，跟项目经理磨合同。第三天下午，合同总算签了。我松了口气，想着明天一早就能回市里，然后回家。
傍晚，我顺着工棚后面的小路往山上走，想透透气。路是村民踩出来的土路，很窄，两边是密密的竹林。走了大概二十多分钟，看见坡上有几间土坯房。
房子很旧了，墙皮剥落，露出里面的黄泥。房顶盖着黑瓦，瓦缝里长着枯草。院子用竹篱笆围着，院里晾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——看样式是女孩的。
一个女孩蹲在屋檐下，正用木盆洗衣服。看着也就十二三岁，头发枯黄，扎成两根细辫子。她洗得很用力，瘦瘦的胳膊一下下搓着衣服，盆里的水都溅出来了。
我站在篱笆外看了会儿。女孩察觉到有人，抬起头看我。眼睛很大，很黑，脸上有些菜色，但眼神很清亮。
“你找谁？”她问，声音细细的，带着山里口音。
“不找谁，”我说，“路过。你一个人在家？”
“嗯。阿婆去乡里抓药了。”
“你爸妈呢？”
女孩低下头，继续搓衣服：“阿爸在矿上，去年矿塌了，没出来。阿妈……阿妈病了好多年，开春时走了。”
她说得很轻，手上动作没停。肥皂泡沾在她手背上，在夕阳下闪着微弱的光。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站了一会儿，从兜里掏出块巧克力——是早上在镇上小卖部买的，准备路上吃。我递过篱笆：“给你。”
女孩看看巧克力，又看看我，摇摇头：“阿婆说，不能要别人的东西。”
“拿着吧，”我说，“甜的。”
她还是摇头，继续洗衣服。水很凉，她手指冻得通红。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问。
“晓月。”
“几岁了？”
“十三。”
“读书了吗？”
“读了，”晓月抬起头，眼神里有点骄傲，“在村小。六年级，王老师说我能考上镇中。”
“那很好啊。”
“可是……”她声音低下去，“阿婆眼睛快看不见了，采不了药。镇中要住校，要好多钱。”
她说完，用力拧干手里的衣服，晾到竹竿上。那件衣服是件旧校服，领口磨得发白，但洗得很干净。
山里风大，吹得竹竿上的衣服摇晃。远处有鸟叫，一声一声，在寂静的山谷里回荡。
我想起陈远山笔记本上的一段话，写在很不起眼的位置：
“今日行至李家村，见一幼童拾柴，衣不蔽体。问之，言父母双亡，与祖母相依。赠其三十元，嘱其买饼。童跪谢，吾愧不敢受。归途思之，天下苦者众，吾力微，能济一人是一人。——晚食无，然心甚慰。”
我当时看到还觉得，这老道真矫情。自己都吃不饱，还管别人。
可现在站在这里，看着晓月，我好像懂了。
那天晚上回到工棚，我给村支书打了个电话——是我在工地上认识的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支书，姓杨。我简单说了晓月家的情况，问如果我想资助她读书，该怎么做。
杨支书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陈经理，你是个好人。但晓月那孩子要强，你要明着给她钱，她肯定不要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”
“这样吧，”杨支书说，“我跟学校说，有个城里的好心人捐了笔助学金，专门资助成绩好的孩子。钱我按月给她阿婆，就说是上头给的补贴。你看行不？”
我想了想：“行。但别让她知道是我。”
“明白。”
第二天我走前，去镇上取了五千块钱，用信封装好，托杨支书转交。又留了我的电话，说以后晓月读书要用钱，随时联系我。
“陈经理，”杨支书握着我的手，很用力，“我替晓月，替她阿婆，谢谢你。”
“应该的。”我说。
回城的路上，大巴在山路上颠簸。我看着窗外飞快后退的山、树、偶尔闪过的村舍，心里很静。
后来这些年，我又陆续资助了几个孩子。有父母外出打工、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留守儿童，有家里遭了灾、差点辍学的少年，还有想学手艺、但凑不出学费的姑娘。
钱一笔笔寄出去，有时候多，有时候少。但每月都寄。
我爸的病后来又有反复，进了两次ICU，花了不少钱。公司的业绩也有起伏，有年行情不好，我的收入减了快一半。最困难的时候，我自己啃了一个月馒头，就着老干妈下饭。
但资助的钱，我没断过。
王硕有次知道了，瞪大眼睛看我：“三儿，你自己都这样了，还管别人？”
我没说话。想起陈远山啃着包子说“能济一人是一人”时的样子。
能济一人，是一人。
直到去年，我收到一条微信好友申请。备注写着：“陈先生您好，我是晓月，杨支书给了我您的联系方式。”
我通过了。晓月发来很长一段话，说她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，中文系。说这些年一直以为是国家的助学金，直到前阵子收拾阿婆遗物，才发现杨支书留下的字条，才知道是我。
“陈先生，谢谢您。没有您，我走不出大山。”她写道，“等我毕业工作了，一定把钱还您。”
我回：“不用还。好好读书，以后有能力了，也帮帮别人。”
她发了个流泪的表情：“一定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翻出陈远山的笔记本，翻到最后一页。那页是空白的，但我总觉得该写点什么。
最后我拿起笔，在页脚写了一行小字：
“道在屎溺，亦在烟火。能济一人，便济一人。——陈三，某年某月某日”
字写得比陈远山还丑。
但心里踏实。
今年春天，我爸去医院复查，医生说情况稳定，继续保持。我从医院出来，站在门口抽了根烟。阳光很好，照在身上暖洋洋的。
手机震了。是个陌生号码。
我接起来：“喂？”
“陈三？”
是个女声。有点熟悉，但一时想不起是谁。
“是我。你是？”
“我是林薇薇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林薇薇？上次联系，还是两年前，我说要去面试的时候。后来就再没音讯了。
“薇薇？好久不见。怎么了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然后我听见她的声音，带着哭腔，抖得厉害：
“陈三……你能不能……救救我表弟？”
我手里的烟差点掉了。
“你表弟？怎么了？”
“他……他好像中邪了。”林薇薇哭出声来，“医院查不出毛病，人越来越瘦，整天说胡话。最吓人的是……他半夜会自己爬起来，到院子里……吃泥巴。”
她说到这里，声音都在颤：“抓一把院子里的土，就往嘴里塞，拉都拉不住。清醒过来自己都不知道……陈三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才想起找你……你能不能，来看看？”
我站在医院门口，阳光刺眼。手里的烟燃到尽头，烫了手。
远处车流如织，人声嘈杂。世界还是那个世界。
但我好像，又听见了敲门声。
咚。咚。咚。
敲在心上。
我把烟头扔进垃圾桶，深吸一口气。
“地址发我。”我说，“我现在过去。”